不相信炒作吗? 结识利用柏林创业现场的人们来改变世界。

多年以来,柏林一直是创造力的代名词,但如今,人们越来越关注的是商业而不是艺术世界。 数十年的廉价租金和进步的政治活动已将这座城市塑造成一个进行实验和创新的空间。 现在,随着伦敦对政府的英国脱欧战略感到不满,柏林将取代英国首都成为欧洲最大的技术中心。 如果您曾经使用过SoundCloud,请问您好! 或Clue,那么您已经对现在位于柏林的2500家初创公司中的几个熟悉了。

用一位投资者的话来说,“首先是艺术家,然后是DJS,然后是企业家”。 但是,在这个最近成为欧洲难民危机中心的城市里,社会企业家呢? 在过去的几年中,柏林已日益成为可持续和社会企业的中心。 今年11月,来自伦敦和柏林的On Purpose团队很幸运能够与一些组织一起面对面,这些组织正乘着城市初创企业的潮流来推动社会和环境创新。

Betterplace.org“为争取造福人类的数字化而奋斗 ”是一个平台,该平台允许用户向180个国家的25,000个项目捐款或捐赠时间。 使Betterplace与众不同的是,迄今为止,Betterplace筹集的3,700万欧元中的100%已转给管理项目的非政府组织。 与其他众筹或捐赠平台(如Kickstarter或JustGiving)不同,Betterplace.org不收取募捐人的转账或银行手续费。 那么它如何为自己筹集资金呢?

Betterplace.org的模型之所以可行,是因为该网站由两个获利的姊妹组织产生的收入资助。 Betterplace Lab为处于“创新与共同利益相遇”交汇处的客户进行研究和分析数字趋势(例如3D打印,数据安全性或“好无人机”)。 Betterplace Solutions为希望将社会参与整合到其核心业务中的公司创建数字CSR战略。 一个例子是一家保险公司,该公司创建了一项鼓励员工自动将经纪佣金捐赠给慈善机构的功能。

Betterplace.org在2015年最成功的筹款活动之一是社交网站Kiron,它为德国,法国,土耳其和约旦的难民提供高等教育。 Kiron的“混合模式”学习将MOOC(大规模在线公开课程)的在线内容与合作伙伴大学的“离线”学习相结合。 这些大学(包括巴黎的Science Po)将在课程结束时为学生提供认证,这意味着他们毕业时会在其简历上以享有盛名的名字毕业。

基隆的模型消除了那些受教育中断返回家园并想在一个新国家继续学业的难民的共同财务,实践和法律障碍。 这些课程是免费的,主要使用英语,与法语,德语或土耳其语相比,难民更有可能讲英语。 学生可以在课程的在线部分进行注册,而无需提供冗长的官僚文件,从而使他们可以在开始寻求庇护的同时开始学习。

在德国,这家初创公司还致力于通过提供德国雇主要求的课程来消除长期的就业障碍:商业,计算机科学,工程学和社会研究。 基隆对德国政府的价值主张是,现在进行投资将降低难民无法接受教育和就业的长期成本。 德国教育部和大型德国公司已经赞助了Kiron,这对于这家初创公司的商业案例而言是个好兆头。

自2015年以来,在这个已经接待了超过100万移民和难民(许多德国人称为“新移民”)的国家中,许多社会企业似乎都将这一群体作为受益者。 例如,共同工作空间迁移中心完全致力于为难民危机开发创新解决方案的初创公司。 但是,鉴于新移民自己可能最适合了解自己的问题和需求,因此一些社会企业家已决定,帮助难民的最佳方法是使他们有能力建立自己的企业。

一个例子是Re:Start的共同创始人之一On Purpose Berlin合伙人索菲亚·冯·波宁(2016年2月)。 2017年,Re:Start将与基层组织Singa合作,为难民企业家举办为期六个月的孵化器,该组织致力于促进新移民与当地人之间的互动和融合。 索菲亚(Sophia)认为,尤其是由科技驱动的年轻难民可以利用柏林的初创企业,以很少的资本开发可扩展的商业模式。

柏林有一些叙利亚企业家的例子,他们成功地推出了基于技术的解决方案来解决新移民面临的日常问题。 MigrantHire是一个招聘平台,可以帮助难民解决法律问题和面试准备。 旨在帮助新移民驾驭德国官僚主义的应用程序Bureaucrazy已被证明是如此受欢迎,以至于甚至据说当地人都在使用它。

2004年,柏林市长曾以“贫穷而性感”的名言形容这座城市。 为了说明影响力投资专家尼娜·塞纳尔(Nina Cejnar),可以将柏林的社会金融生态系统描述为“欠发达但令人兴奋”。 冲击投资咨询和社会企业咨询公司Golden Deer的创始人尼娜(Nina)认为,与英国相比,柏林市场不成熟,因为它缺乏投资者和中介机构,专业知识和基准以及支持性的监管环境。

这并没有阻止Nina与德国一些更具创新性和吸引力的社会企业合作。 自2013年创立Golden Deer以来,她曾为Auticon提供咨询服务,该公司是一家社会企业,培训具有Aspergers的人员成为软件测试人员(他们的工作速度快一倍,发现错误的次数是其五倍),以及一家诊所,该诊所雇用盲人女性筛查患者乳腺癌(通过手动检查检出率更高)。

尼娜(Nina)解释说,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区别是德国拥有一个强大而独特的福利国家。 福利国家与私营部门之间的传统划分使得在文化上和实践上更加难以结合社会和商业思维方式。 尽管社会民主党(SPD)表示出越来越多的支持,德国社会企业界仍未从政治支持激增中受益-就像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在2010年代初在英国建立“大社会”的愿景一样。

像我的许多伦敦同胞一样,我带着振奋的精神和mind吟的心态离开了柏林。 这次旅行提醒我们,在伦敦和英国其他地区的社会企业领域,我们并不是唯一想到这些挑战的人。 这不仅是亲自了解我们的柏林同事,而且是观察全球动态,历史和基础设施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影响社会企业的宝贵机会,并有机会以批判的眼光审视我们自己的部门。

在美国大选结果前夕,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威胁日益笼罩着我们,跨境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 随着各国政府逐渐远离国际合作,至关重要的是,在基层,我们必须继续交流与合作,并相互学习—没有比面对面的会议更重要的了。

进行下一次旅行-谁准备参加2017年巴黎奥运会?

本文最初出现在 On Purpose Blog上

特别感谢JulianMüller-Schwefe和Mark Fliegauf为我们提供的服务,并特别感谢2016年4月Jara Kortmann合伙人使整个旅程成为可能。 照片由Meng Jiang和Danilo Costa提供。